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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园地

开始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1956.9至1966.5)

发布时间:2010-04-19 16:37:22        信息来源:政研室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共“八大”对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重要论述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后召开的。其基本任务就是:总结从“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在毛泽东为大会所致的《开幕词》中,在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都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一)阐明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要求全党同志应充分认识到:“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

  (二)论证了无产阶级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大特点和伟大创造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后,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的。”

  (三)重申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在今后,“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邓小平在《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指出:“这些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四)强调要建立起党内外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抱着一种‘清一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观点”。因此,“八大”强调要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党员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党内存在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

  (五)规定统一战线工作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必须继续团结国内各民族中的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

  “八大”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这些重要论述,为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充分地动员全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坚定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信念,鼓舞和激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及其意义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事之秋。在中国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革,经济建设工作中已出现的冒进又未能完全克服,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某些紧张。这年秋冬,在许多城市出现了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中也发生一些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波。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引导下,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提出公开批评,有些意见比较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在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又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毛泽东敏锐地紧紧抓住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重大课题,反复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在这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从苏共、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他着重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并且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6月19日,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正式公开发表。这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对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

  这篇著作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也是发展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实行这个方针,对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这个战略方针,

  目标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不讲大团结、大联合,认为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的小圈子主义。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实行这个方针是一切人和事由政府包下来。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当指导他们这么做。这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应有之义。这个方针,是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战略指导思想。

  (二)关于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项矛盾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还提出了判断人民内部各种是非问题的六条政治标准。

  (三)关于工商业者问题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新中国,这种阶级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毛泽东批驳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些人散布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不需要再提改造的论调,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也是不符合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愿望的。他说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

  (四)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毛泽东还强调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还要求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认真负责地开展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克服过去那种做法上粗糙,伤了一些人的缺点。

  (五)关于民主党派工作

  毛泽东着重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必要性。他说:“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在谈到“互相监督”时,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还揭露了西方两党制的实质,批驳了一些人的错误主张。他说:有一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六)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

  毛泽东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篇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巩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文中涉及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对于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毛泽东重要讲话在统战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1956年7月和10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次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广泛涉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国家政治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家普遍表示拥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这是“思想上的大解放”。但是座谈会中也反映出另外一种政治倾向:在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问题上,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提出,民主党派向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民主党派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在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上,批评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民主建国会“以中小工商业者为基础”的发展方针,是团结中小资本家、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认为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有人再一次地攻击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是实行“防区制”、“包干制”,要求打破;还有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势力愿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在人民政协的问题上,有人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成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议院。

  1956年11月,在民主建国会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该会有的领导人发表讲话,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红色资产阶级”;宣扬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自发性,淡化甚至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主张对资产阶级只要团结,不可斗争,只可鼓动,不要批评。围绕这些原则问题,民建会内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经过批评和斗争,认清了错误思想,教育了民建会中多数人。毛泽东对民建这一做法给以高度评价。12月7日、8日,他又分别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地民建会、工商联负责人,就时局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以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

  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爱国的资产阶级,但是不要讲红色的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人们中,有进步、中间、落后,思想状态不一,要承认有两面性。如果说只有一面性,那就不利于改造和进步,就用不着学习了。整个阶级是爱国的,但还有落后因素,所以还要学习。承认缺点是有好处的。关于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说,赎买政策是要真正的赎买,不要半赎买半没收。工商联可以长期存在。定息取消后,还在进行工作,可以作为一部分劳动者的工会。毛泽东的讲话,明确回答了一些统战对象关心的问题,进一步团结、稳定了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为了进一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统一统战部门干部的认识,研究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3月21日至4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若干城市的党委统战部长或副部长出席了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会议讨论中大家争论较多的几个问题作了总结发言。

  (一)关于“放”与“收”的问题

  李维汉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统一战线工作一定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提倡加强政治和思想改造工作,要以道理说服人,不要以势力压服人。李维汉再三说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带根本性的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所谓“收”的问题。至于在某件事、某个问题的具体处理方法上,有放有收是会有的。这种有放有收是日常工作中经常采用的、带技术性的方法,和上面所说的带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是不同的。

  (二)关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李维汉指出,从国内的政治形势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发展趋势,是要逐步地转化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目前,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盟),正处在向劳动人民联盟的过渡状态中,他们自身正在分化。由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总的说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因此,随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发展和转化,民主党派自身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同他们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关于民族问题

  李维汉指出,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消灭了民族间的对抗,而且在新的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间的统一性,巩固了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但是,民族矛盾还存在,民族差别还要长期存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有待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地消除。自治权利的实现,目前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也非短时间内所能消除。各民族内部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消灭,个别民族内部阶级对抗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民族关系上。一部分民族矛盾还带有宗教矛盾的色彩。此外,还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一切,使民族矛盾呈现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只注意社会主义内容的一致性,而忽视民族形式的日益丰富多彩,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强求形式上的统一,就要犯错误。

  (四)关于宗教问题

  李维汉指出,在中国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矛盾,信仰这种宗教或信仰那种宗教的矛盾,信仰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的矛盾。我们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正是为了在政治上团结宗教徒,争取宗教影响下的群众和广大人民一道,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在长时期内逐渐地消除宗教存在的根源。这些问题,要在道理上讲透,在政策上作妥当处理。

  (五)关于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

  李维汉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要加强思想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三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他强调指出,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必须运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把对同盟者的政治教育和尊重同盟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各民主党派享有政治上的自由、组织上独立、法律上平等的原则。这不仅是共产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李维汉还讲到,右派的存在,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对待。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的深刻的转变。而在干部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存在着许多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到会宣布中共中央准备在今年开始党内整风的决定,号召一切同共产党共同奋斗的人们勇敢地负起责任,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去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开展,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的开展,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和报刊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应继续展开,以利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强调,党外人士参加我党的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要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从5月初起,分别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召开了13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的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消除了顾虑,鼓起了勇气,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辞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

  对于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表示衷心欢迎并非常重视。在多次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对于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是大有益处的。在这些指示中,还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说明,中国共产党确实非常重视和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希望通过整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政府和各级领导之间的矛盾,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共产党开展整风以及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广泛地揭露各方面的矛盾,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看成是天下即将大乱。他们散布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公然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等等。这些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的意图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的煽动、蒙蔽下,一些人看不清方向,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共产党的警惕和重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次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揭露其反动面目。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指导思想上从全党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由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解决敌我矛盾的变化。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进行了部署和号召,一场波及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速地开展起来了。青岛会议后,又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使本已呈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弊端推至更为严重的地步。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的原意是要控制划分右派分子的范围,防止放宽标准,右派划得过多。但是,因为许多地方右派已经划完,此《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后来,在1958年党外人士整风交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把党外人士自我检查中交出的"黑心",作为判定右派的依据,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到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被划为右派的有55万多人。

  由于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从而又导致了对他们的处罚过于严厉。凡是共产党员的全部开除出党,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遣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人也都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不少人甚至家破人亡。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遭受长期的委屈和打击,失去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可能。这不仅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灾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政治伤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

  (一)导致轻率地改变“八大”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提出的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却动摇以至否定了这个科学的论断,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左”的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回顾中共的历史时多次讲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

  (二)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关系

  整风初期,中共中央本来想通过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增强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这个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共产党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统一战线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对于知识分子,本来在党的“八大”前后已经宣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又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民主党派又被说成“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民盟和农工党更被指控在整风过程中的表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由于这些严重的错误,使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中共的团结合作和信任,遭到相当严重的削弱;使贯彻“双百”方针以后形成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生动活泼的气氛顿受压抑。从此,许多人不敢讲真话,不敢向共产党和领导干部提意见、作批评,出现了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状况。

  (三)使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内作风的进程遭到中断

  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致使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滋长。这对于改进共产党的作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矛盾,都是不利的。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教训是:作为执政党,对于在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微地、客观地加以分析,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领域内解决,决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轻率地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对矛盾的性质一时难以判定,要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决不可就一时一事看人,而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对持有不同观点或思想认识有错误的人,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

  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

  1957年上半年,在共产党整风期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极少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借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在党的领导方面,反对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认为其他民族的共产党员不能为自己的民族谋幸福,主张按照不同民族划分共产党的组织;认为“少数民族不要党的领导也可以革命”,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在民族关系方面,反对民族间的团结合作,排斥汉族,主张各民族单干,讲什么“没有汉人帮助一样进入社会主义”;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张实行“联邦制”,等等。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显然是错误的。

  针对当时民族地区极少数人中存在的民族主义,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示》。《指示》对民族地区的整风